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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支持死刑的社會心理
許惟豪(東吳大學社會系學生)

從3月12日前法務部長王清峰表示,堅決不執行死刑的立場以來。死刑存廢的議題引起社會廣泛的辯論。廢死團體成了萬眾的箭靶,從某個角度來說,他們成功地動員了台灣社會支持死刑的激情。4月30日,法務部迅速執行4名死刑犯。某知名政論節目,經過統計,在5月一共21天的節目當中`目當中,有7天以反對廢除死刑為主題,佔了1/3。即使廢死聯盟得到歐盟的聲援,但是在國內如此龐大的輿論底下,卻顯得微不足道。廢死運動的這一波努力,在5月28日遭到重重的打擊,這天大法官會議駁回剩下的40名死刑犯釋憲申請。

回顧這波關於死刑的對立爭議,其中在5月12日,監察院針對拖延六年的江國慶冤獄申訴案向國防部提出糾正,看起來是廢死刑運動的一項成果,其實應該要被視為支持死刑一方,用來補充死刑正當性的作為。

誤判的可能性,是廢除死刑的一項重要策略。但是針對降低誤判機率的訴求,支持死刑的人也會認同,因為只需要改革司法的精確度,便可以強化死刑的正當性。更何況,民眾支持死刑真正的情感基礎,不在於司法的精確度和可靠性,而是死刑作為社會秩序的象徵。

因此,在法律範疇下的抗爭,對於司法的改革,以及個案的救援或許有幫助,但是對於改變支持死刑的群眾心理,以及實際廢除死刑,幾乎沒有太大的功效。

一直以來,隔絕人犯的監獄懲罰手段,提供了一種方便性,它類似下水道的功能,藉由法院的疏通,確保了社會秩序的「聖潔」。留在「正常人」記憶中的,往往是罪犯施暴的最後幾分鐘,以及如何被偵查定罪的曲折過程,也因此生產了各種令人義憤填膺的暴行描述文本,以及類似偵探小說的辦案過程,加上媒體的未審先判,甚至讓嫌疑犯跳過偵查成為「罪犯」。然而,罪犯這個人——如果還被當成是人的話——或許他幾十年的生命,以及他所處的環境,很少有人願意去了解。

台灣四月底之前尚未執行的44名死行犯中,根據統計,有68%學歷為國中以下、78%為藍領與工人、6%為無業。美國著名的廢除死刑運動人士,海倫.普雷松修女在她所著的《越過死亡線》提到,美國1980-90年代,雷根總統大幅削減了教育及社會福利補貼,同時新的監獄紛紛興建,也就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。其中有色人種居多的路易斯安那州在1975-91年間,成人監獄從3座擴增為12座,囚犯人數增加249%。毒品及槍枝問題氾濫,某黑人社區的一名婦女形容,「我們的年輕人離開此地,不是坐警車,就是坐靈車。」

因此犯罪的因素,有一定的階級色彩,以及經濟分配不公的政治問題所產生。認識犯罪的社會因素,其實就是認識同樣參與在這社會當中的自己,而這往往也是最困難的地方。在一般人的求學過程中,或許很少人會嚴肅的思考,那些一一消失的所謂壞學生、原住民、娘娘腔、愛蹺課、愛打架的這些被排斥的人,他們在想些什麼?他們去哪裡了?競爭的個人社會沒有提供太多的反思空間,倒是生產了大量的歧視標籤讓人們有個安心的解釋。

「泯滅人性」、「罪無可赦」、「危害社會秩序深重」……死刑判決書,這最終的解釋文本,確認了死刑犯本身毫無疑問地,是責任的承擔者。然而,這種懲罰機制只是假設罪犯是一名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動者,所有的問題皆在其一身,而無法也不能考慮其它因素。法官實踐了社會跟罪犯之間的權力調控,但法律只能解決一個偏差行為,卻無法解決造成偏差行為背後的原因,這些複雜的故事內容隨著死刑犯的槍決消失,對一般人而言,只是另一次正義得以伸張的傳奇。

然而,死刑還建立在報應論的基礎上,「以慰死者在天之靈」。但是法律並不像它表面所宣稱的普遍化。包括許多大型公害所造成的數百條人命傷亡,以及國家體制的政治屠殺,「殺人償命」的道理不奏效,主事者甚至沒有任何刑責,而人們也善於遺忘。

正是因為可見的暴力容易作為究責的根據,並且引起人們激憤的情緒;但是間接的、體制的暴力,政府及司法單位卻對其充滿縱容。結果可能反而加深了不正義的分配和社會仇恨,提高犯罪率。

因此,激憤的指責死刑犯是很容易的,甚至仇恨某些人也將使得社會自身更加團結,而我們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行動。相對的,考量死刑犯的社會生成過程,就像挖開惡臭難堪的下水道一般,困難而費時。死刑之所難以廢除,就在於人們渴望緊緊的抓住這個確保社會秩序的象徵符號,沒有任何理由,因此也不是法律可以真正解決的。世界上許多廢除死刑的地方,有的後來因為社會需要而重新使用死刑。然而,死刑除了懲罰,並不真正確保什麼,它只提供一種秩序的幻覺。我們喜歡活在幻覺裡頭,正如同我們從來不想解決社會的問題,我們只是努力讓它看不見。